疫情下艰难求生的性工作者（二）

本公众号数日前写了一篇《多国性工作者在疫情下艰难求生》一文，引起较大反响，也引发不小的争论。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，看法截然相反，有表示同情认可的，也有表示不解反对的，还有嘲讽攻击的。后台还有很多留言，大部分不便放出来，其中还有部分“业内”人士的，笔者则深入调研整理了一番。本文旨在客观呈现一种社会现状，一种可能不为人知的群体，尤其她们在疫情下的生存境况。

玛莎（化名）今年32岁，重庆人，8年前抵达新加坡，刚刚到新加坡的时候是为了服侍一个退休老人，大概半年后她嫁给了这个老人。玛莎直言不讳：“嫁给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新加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，她当时已经有了情人。”2017年的时候，这位老人因心脏病去世，玛莎得到一笔折合人民币三十余万的存款。本来玛莎计划着靠这三十余万可以自己做点儿小生意，可是不料被情人把这个钱给骗走了。毫无积蓄的玛莎在姐妹的介绍下，进入了色情服务行业。玛莎说：“她确实不愿意去干家政或清洁工这样的工作，她承认自己懒。她就初中文化，不会英文，能够选择的正式职业基本没有。”今年疫情发生后，她的业务也基本没了，为了谋生，她现在干着帮人卖早点的工作。她说现在收入根本无法支付房租，她希望疫情早点儿过去，她可以正常开张，趁现在年轻，还可以干几年老本行，多赚点儿钱。

曼丽（化名）今年27岁，贵州人，3年前抵达菲律宾。曼丽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，后来她的母亲带着她改嫁，继父在曼丽上初中的时候，就多次想要性侵她。担惊受怕的曼丽15岁的时候就辍学逃离农村老家，到了广州一家鞋厂打工。曼丽在鞋厂干了两年，工资不高，她发现辛苦干两年，没赚到什么钱，觉得自己的未来没有任何希望。那个时候有老乡介绍她去东莞打工，说是收入高很多，少不更事的她跟着老乡到了那里才知道是去当“公主”，她当时就离开了。曼丽回到鞋厂又干了半年，期间她说服自己主动回到了东莞。

进入这个行业后，虽然一开始不适应，但是姐妹都对她比较照顾，因为刚开始她年纪比较小，大姐头也从不克扣她的薪水，客人大多懂规矩也礼貌，收入比在鞋厂的时候多了十几倍。后来东莞严打，曼丽就辗转在广东其它城市干了几年情色工作，2018年初经人介绍到了马尼拉。曼丽说虽然在国外，接的客人大部分还是中国人，收入比在国内的时候还高。菲律宾疫情爆发后至今还是很严重，曼丽在滞留的半年多时间里，花了不少积蓄，她已经买了下个月回国的机票。她说本来以为留守一两个月就可以继续工作赚钱的，没想到这没完没了了。这么一直等下去也不是办法，签证已经延续了很多次了，只要先回国看看了。她东奔西跑这些年也疲惫了，计划回去用多年的积蓄开个小店，不想一直干这一行。

“性爱有错么？有些人只是喜欢从道德的层面非议性爱，其实很多时候，性爱是天然正确的。当然，我找‘赞助者’的目的不只是为了‘性’。”高雄的阿美直言不讳。

阿美现在在台北某高校读大二，阿美说她在国中的时候就开始有“赞助者”了，想要名牌包包，想要高级护肤品和化妆品，当然需要赞助者了，阿美的想法代表一群当下年轻人的想法，这状况不只是在台湾而已。

“援交”并不是新名词，在新加坡、日本、韩国、南非等国家都很常见。国内中西部某高校佩西(化名)说：“这个世界很现实，谈起来都是钱，你要不努力赚钱，要不就可能去外面流浪。”

佩西说：“她所在的班级一半同学在外面都有‘干爹’或‘哥哥’，有的还不止一个，那些没有的，只有少部分算洁身自好，有原则，大部分是自身没有条件。”我说那破坏别人家庭总不好吧，她说：“破坏家庭？他们这些有钱的男人，要找小三小四，你不答应，他也可以找别人，又不是我去主动勾引。”

佩西说：“学业对我很重要，我母亲去世早，父亲身有残疾，如果我不去找男人‘包养’，靠勤工俭学，根本没办法供自己上大学，连父亲的医药费也没有着落。我还有一个妹妹，如果我现在不接济家里，以后妹妹就可能要步她后尘。我不可以让还上初中的妹妹以后走我的路子。你以为有几个人真是满心欢喜去做‘援交’的吗？”佩西说，她不是为自己辩护，她就是虚荣，班里也有家庭条件好的女孩跟她一样有‘干爹’的。有一件事情让佩西很难容忍，就是曾经有副教授暗示要跟她发生关系，她虽然拒绝了，但是不敢说出来，因为说出来自己肯定没法毕业了。后来，她得知，这位副教授还跟其它同学有过类似的暗示。

疫情发生后，有一段时间躲在校园没有了这份额外收入，不过好在国内疫情较早就控制住了，她还多找了一个‘干爹’。佩西说，她大学毕业以后会找一份正式的工作，现在就是她的过渡期。她父亲从小对她是很严格的，但是她最后没有听父亲的话，相信天下没有父母乐意自己的孩子去干这个的。

（法国巴黎的中国性工作者抗议警察骚扰。）

“他每天都跟我抱怨他的妻子脾气多么不好，他怀疑他的妻子对他不忠，但是分隔两地，他没有证据。”在雅加达的阿莉这样说包养他的男人：“但是这些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我听他诉苦，不是出于同情或什么，只是工作的一部分，他诉苦完了给我钱就好了。”

阿莉很感谢包养她的这位老板，总比夜夜在夜场陪酒轻松很多，他需要找人倾诉，讲他不幸福的家庭生活，她就听呗，男人多数会通过讲述这些给自己内心找平衡。雅加达疫情严重后，这位老板于八月回国了，她也在九月底回了国。

现在国内闲着没事干，阿莉说等印尼疫情缓和了，她还会考虑回来，毕竟收入比国内高不少，且自己在雅加达多年（差不多五年）也积累了不少客户。她说自己有个12岁女儿，如果靠打零工，很难给她好的教育。疫情之下，很长时间没有收入，现在倒卖一些印尼特产，收入很微薄，很不稳定。我问她，难道做“小姐”收入稳定吗？她说总体收入当然高很多，这个不体面的工作可以让她过上体面的生活，女儿也可以接受好的教育，还有钱可以孝敬老人，人生有得就有失，她并不后悔自己介入这一行。

有受访者说，“性工作者”这个称呼本身就多了一份尊重，少了一份歧视，虽然其本质和“站街女”、“妓女”没区别。在巴厘岛的男性性工作者阿杰说：“既然历朝历代任何国家都必然存在这个群体，那他们就应该有存在的合理性，至少不是简单的是或非能够断定的。每个个体的情况都不同，疫情之下，这个群体处境几乎是最糟糕的，隔行如隔山，对大部分性工作者而言，转业并非短期内可以实现的。既然我们面临生存的危机，总有权利将这个现状说出来吧！”

（注：以上人名皆为化名，所有受访者的观点不代表作者本人观点，笔者只是记录者，图文无关。）